“宗周”抑或“黜周”：《論語》“吾其為東周乎”“吾從周”析論
作者：殷慧 （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副傳授）
家教 張子峻 (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研討生)
來源：《原道》第31輯，陳明 朱漢平易近 主編，新星出書社2016年出書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月廿六日辛亥
耶穌2016年11月25日
內容撮要：漢代公羊學家提出的“黜周王魯”說是經學史上爭訟已久的話題，它惹起了“宗周”與“黜周”兩種異見。圍繞這兩個問題，詮釋者發表了分歧的觀點。探析文本，《論語》為孔子與門人對答之輯錄，最能反應孔子真實思惟，從《論語》本文來檢視孔子的政治取向，更有典據意義上的說服力。本文安身歷代《論語》研討之詮釋史，對“吾其為東周乎”“吾從周”加以梳理，又摭拾于他經，在經典互證的基礎上，衝破“以經證經”的詮釋傳統，試圖以史、子家教、集證經，期以實現經、史、子、集間的對話，以求孔子所言之本義，解決孔子宗周，抑或黜周的經學問講座場地題。通過對《論語》的詮釋史的考核，以及與儒家典據之間的互動、互證，可以得出漢儒與清儒所年夜倡的“黜周王魯”說，乃是基于現實政治的需求所作的詮釋，孔子實際是以損益的精力“宗周”。
關鍵詞：宗周；黜周；公羊學；為東周；從周；
孔子之政治取向，于《年齡》一書教學場地呈現最為鮮明。《年齡》所傳之者，有左氏、穀梁、公羊三傳。漢代今文經學家解《公羊傳》有黜周王魯之說，歷代學者于此共享空間多有爭訟。揆度其論，“黜周”抑或“宗周”，實難以確解。若能從《年齡》經傳的視閾中跳出，可知《論語》“吾其為東周”“吾從周”的詮釋史上，亦有此爭論，其焦點年夜致有二：1.“吾其為東周乎”一語，孔子能否表達了“黜周王魯”之意；2.“吾從周”又能否表達了“宗周”之意。探析文本，《論語》為孔子與門人對答之輯錄，最能反應孔子真實思惟，從《論語》本文來檢視孔子的政治取向，或更有典據意義上的說服力。本文安身歷代《論語》詮釋史，對“吾其為東周乎”“吾從周”加以梳理，又摭拾于他經，在經典互證的基礎上，衝破“以經證經”的詮釋傳統，試圖以史、子、集證經，期以實現經、史、子、集間的對話，進而求孔子所言之本義，解決孔子宗周，抑或黜周的經學問題。
一、《論語》“公山弗擾”章歧解：“宗周”與“黜周”
“吾其為東周”出自《論語·陽貨》：“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悅，曰：‘末之也已，何須公山氏之會議室出租之也。’子曰：‘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若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？’”年夜意是：費邑宰公山弗擾為季氏家臣，叛亂時想召孔子過往，孔子也預計往，但門人子路反對，孔子做清楚釋以答復子路。
公山弗擾即《左傳》公山不狃。依《左傳》，公山氏于定公十二年叛亂，其時孔子任魯年夜司寇，且命令討伐之，公山氏以叛臣成分召朝臣，不知其目標安在，也不知孔子為何欲從其召。是以，孔子所說“吾其為東周乎”一句，才引發了歷代儒者眾說紛紜的詮解，不合重要在于對“東周”“其”“乎”等字的解釋，年夜致構成了兩類意見：黜周說與宗周說。
（一）宗周說
“吾其為東周乎”的“為”字解釋較分歧，年夜體與“為國以禮”“為政以德”的“為”字同義，是管理之意。爭論點在“其”“乎”的分歧訓釋。
“其”字有兩種意見。一種認為“其”與“乎”字是照應關系，“乎”字表反問、質疑之意。宋人孫奕說：“乎，反辭也。言公山氏如用孔子，則必興起西周之盛，而肯復為東周之衰乎？”[1]以致于宋人陳天祥釋“其”為“豈”，以此反問，此則暗示：“凡其召我者，豈虛召哉，必將聽信我言，用我之道耳。譬現在此東方諸國，有能信譽我者，我必正其高低之分，使之西向宗周罷了，我豈與之相黨，別更立一東周乎？”[2]這樣看來，“為東周”實是“不為東周”，即不另立一東周。依陳氏之意，兩周代表截然相反的政治環境，“東周”高低之分混亂，不為東周即欲正其名分，使“西向宗周”，進而復歸西周之序，表達出“宗周”之意。對于“東周”的解釋，近人朱彝尊認為：“周平王，東周之始王也。”[3]顯然，東周已區別于西周。近人程樹德也認同此觀點，他說：“東周句指衰周，吾其為東周乎，是言不為衰周也。”[4]在這里，“東周”一詞，具有了后世歷史分期意義，其以平王遷都洛邑為標志。但這種時代分期觀是“后司馬遷時代”才有的。[5]故孔子所說“東周”，非歷史分期意義而言。
細析文獻，孔子說召我者“豈徒哉”，這流露出孔子欲有所作為，故說“有效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。”從語義剖析看，本章以一設問，意指如我得用，則一定有所為，“吾其為東周乎”即表達了有為之意。若以“東周”為“衰周”，孔子不治衰周，顯與歷史事實相往甚遠。況其時周室雖微弱，但周祚尚在，自名分論，孔子也斷不會出此語。究其緣由，乃后世學者將孔子所云之“東周”，混雜為歷史分期之“東周”，其義也就差之毫厘，謬之千里。但陳天祥解不為“東周”，實際是說“西向宗周”，孔子之所以最終不應公山氏之召，正在于孔子欲復興周室，故不與東周之亂臣“相黨”，更非“更立一東周”，這實際是“宗周”之意。
（二）黜周說
元人劉因提出相反的意見。他說：“吾其為東周乎，‘其’字、‘乎’字只是閑字，與‘吳其為沼乎’同，不當作不為東周之事說。”[6]他認為“其”“乎”二字，與“吳其為沼乎”類似，并無實意。那么，“吾其為東周乎”實質表達孔子欲“為東周”。在這里，“其”“乎”為陳述語氣。從語境剖析，孔子先以“豈徒哉”反問子路，那個召我往的人，難道只是白白召我往嗎？言下之意，斷非這般，他必有所作為。是以，后文“吾其為東周乎”，則是孔子所欲有為的內容，即“為東周”“興周”。那么，這里的“東周”究竟所指何意呢？
劉因雖是元人，且為亡金遺血，但究其學術淵源所自，實是朱子后學，或許可在朱熹的詮釋中找到謎底。翻檢文獻，《論語集注》說：“‘為東周’，言興周道于東方。”[7]《論語集注年夜全》又補“東魯”二字。朱注所本乃何晏成說，何氏注：“興周道于東方，故曰東周。”梁皇侃疏解何氏注曰：“魯在東，周在西，云東周者，欲于魯而興周道，故云吾其為東周也。一云：‘周室東遷洛邑，故曰東周。’王弼曰：‘言如能用我者，不擇地而興周室也。’”[8]宋邢昺疏從何注、皇疏：“若有用我道者，我則興周道于東方，其使魯為東周乎，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。”[9]何晏注“東周”以孔子所待治之地在周朝的東方，故曰“東周”，而皇侃所引三說，第一說其根于何注，意較何注更進一個步驟，指明孔子興周道在魯，此說近于公羊學家的“王魯說”，且為后儒所接收，如清儒惠棟就指明：“‘吾其為東周乎’，何晏注云：‘興周道于東方，故曰東周。’此與《公羊》黜周王魯之說合。”[10]第二說從具體地輿意義上而言，其意最淺。第三說王弼“不擇地”之說，大要最得孔子之意，可是否合本章辭意，[11]“興周室”能否合孔子本意，則需考慮。
歷史上，公羊家的“王魯”說即同“黜周”之義，在理學家那里，亦有類似議論。宋人張載曾說：“仲尼生于周，從周禮，故公旦法壞，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，使其繼周而王，則損益可知矣。吾其為東周乎，興周公之治也。”[12]“繼周而王”實際就是“黜周”之意，所興之者，非周室，而是“興周公之治”。朱熹論“公山弗擾”章，也認為“為東周”當從齊、魯做起，但是齊、魯興，若何對待周室與魯，朱熹認為：“這般處難說，只看挨到臨時事勢若何。若使天命人心有個響合處，也自不由圣人了，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。”[13]可見，朱熹也認同“興周道于東方”，其深意暗含有代替周祚的能夠。若魯能興周道，則繼周統，周室只能“作賓于王家”，“王家”就指新王，而周則退為“國賓”。明儒蔡清認為豐鎬在西，魯國在東，“使孔子用于魯，則周道其東矣。言使魯為東周也。”何為“東周”呢？蔡氏說：“畢竟是魯，然興之者孔子也。”[14]魯為東周，意即魯繼周之道、統。繼周道而興邦，便是繼周以德取邦、以德治邦的政管理念，以“年夜德必授命”的儒家政治倫理傳統而言，顯見，周室是定要加入全國共主之位。無怪乎惠棟評何注，近于公羊家“黜周王魯”說。同時，清儒牛震運就認為“為東周”是“兼興周道、繼周統言之”，[15]“繼周統”實質便是“黜周”之說。
特需留意，張載以“使”字為假設，而非實指；朱熹認為“作賓于王家”關乎時勢，系于“天命人心”。這便是說，張載、朱熹皆認為，孔子自己并交流不黜周，而是宗周，但現實之“時”“勢”的變化，卻不是孔子可以主導的。張載是理學的奠定人之一，朱熹是理學的集年夜成者，二人都認為“為東周”有使周室被代替的能夠，古人亦有此類猜測。[16]這與孔子一貫尊奉周禮，強調“名分”，存在宏大收支，孔子作《年齡》，在于以微言闡發名分年夜義，以反對年齡中早期的子殺父，臣弒君的政治現狀。若孔子自己提出“黜周王魯”，豈不與孔子之旨趣肝膽楚越嗎？基于此，有需要對“黜周王魯說”這一理論進行歷史性梳理。
二、“王魯黜周說”辨析
“王魯黜周說”最早見于漢代經師，實質上，經師把這種理論的淵源溯及先秦儒聚會場地經。通過闡發《年齡》經旨，建構了一個由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到“王魯說”的動態過程。是以，欲明此說，須起首對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進行檢視。
（一）由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到“王魯說”
歷史地看，“王魯說”產生于《年齡》新王說，《年齡》新王說源于對《孟子》的發揮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載：“世道陵夷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弒其君者有之，子弒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《年齡》。”孟子認為，有鑒于亂臣賊子橫行，孔子作《年齡》，寓褒貶于此中。但據儒家儀法，“非皇帝，不議禮，不軌制，不考文”，針砭亂臣賊子，是皇帝之權，孔子“雖有其德，茍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”，只得修（孟子曰“作”）《年齡》，以《年齡》褒貶代行王之法，以回應掉序的政治現實。故司馬遷說：“故因史記作《年齡》，以當國法。”“以當國法”的“當”字，便是充當、擔任之意。這就是《年齡》當新王的理論來源。
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是“王魯說”的理論根據。周室雖有其位但實掉其勢，已不克不及發揮皇帝的權威，以致于全國年夜亂，而《年齡》之微言年夜義則好像一新王，能夠“寓褒貶，別善惡”，如“弒”“誅”“篡”等數字，以見褒貶，發揮了“皇帝”的感化。但《年齡》只是書冊，并非真實的國、人，故必須托之于國、人，加之《年齡》以魯十二公為線索，這就產生了王魯說。漢董仲舒說：“《年齡》應是作新王之事，時正黑統，王魯，尚黑，黜夏，親周，故宋。”董仲舒“黜夏，親周，故宋”即“三統說”。所謂“三統”，即“皇帝存二代之后”，新王朝自覺地存前二王朝之后，以周為例，周朝樹立，存夏、商之后，夏之后為杞，殷商之后為宋。若魯國代替周室，“三統”就變為“商”“周”“魯”，“夏”則加入三統系統，即所謂“黜夏，親周，故宋”，這里的“親”，即“新”之意。這就是“王魯說”，魯尚黑，周尚赤，實是矯正朔，換衣色，董仲舒《三代改制質文篇》云：“湯授命而王，應天變夏作殷號，時正白統。親夏故虞，絀唐謂之帝堯，以神農為赤帝。……文王授命而王，應天變殷作周號，時正赤統。親殷故夏，絀虞謂之帝舜，以軒轅為黃帝，推神農以為九皇。”據董仲舒之說，作下表：
依董仲舒之意，周王全國時（上表列3），三統當是夏、商、周；而《年齡》當新王時（上表列4），則三統應為商、周、《年齡》之王，顯然，他認為《年齡》之王要代替周祚，而夏則加入三統的循環序列。董仲舒說：“故曰絀夏存周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不以俟。”何休說：“孔子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上黜杞，下新周而故宋。”（《年齡公羊傳解詁》卷16）董仲舒說“存周”，何休說“新周”，實同劉逢祿“黜周”說，即周室掉往了王者位置。
（二）辨“黜周王魯說”
那么，當若何懂得“黜周王魯”？從語意上看，認為“王魯”即魯國為全國共主嗎？東漢經學家何休解釋說：“《年齡》托王于魯，因假以見國法。”（《年齡公羊解詁·成公二年》后引同此書）又，“《年齡》假行事以見國法。”（莊公十年）“《年齡》王魯，……亦因都以見王義。”（宣公十五年）“假”即“借”意。何氏之意顯然明白清楚，《年齡》所以有王魯之意，乃是假借之以見王之法。可知，依何休之意，《年齡》王魯說，并非在現實層面而言，只是詮釋孔子作《年齡》之微言年夜義，其如為王之立法罷了。唐孔穎達在答黜周王魯時認為，魯用周歷（“周正”），是“魯事周”之意，《年齡》中仍稱周室為“王”、諸侯為公侯，名號未變，若其黜周王魯，則“魯宜稱王，周宜稱公”，而《年齡》稱“周王而魯公”，知無黜周王魯之意。是以，孔子作《年齡》本欲興周，并非黜周。[17]清人劉逢祿也認為《年齡》以周王號令甚多，書中所引年號，“仍系于周”，又“挫強扶弱，常系于二伯”，故“何嘗真黜周哉？”[18]同時，魯十二公僭越悖亂，“皆在誅絕之列”，若何當王？[19]劉氏是清代今文學家，主黜周說，何以有一番與公羊學家法看似牴觸的話呢？原來，《年齡》三傳本是圣人“立法垂教”之書，魯已僭越，本是“年夜惡”，“王魯”說僅托名罷了。我們還可從皮錫瑞的解釋獲得啟示。皮氏認為，魯隱公非“授命”，但“《年齡》始于隱”，哀公也不曾“致承平”，但“《年齡》終于哀”，托名二人實現這一目標，這樣，盡管《年齡》未載“魯為王”，儒者“據魯史成文以推其義”則稱“王魯”。好像孔子“修”《年齡》，本是王者之事，而孔子為之，后儒“據《年齡》立一王之法以推其義，則曰‘素王’”。[20]
但孔子并不“王魯”，更非欲作“素王”，這些說法是后儒的詮解與發明，所謂變法改制，亦即“損益四代”罷了。[21]歐陽修認為《年齡》不僅不黜周私密空間，還是“正統”之說的起始之書，他鮮明地指出：“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，而正統在周也，乃作《年齡》。自平王以下，常以推尊周室，明正統之地點，故書王以加正月，而繩諸侯。王人雖㣲，必加于上；諸侯雖年夜，不與專封。……而后之學者，不曉其旨，遂曰黜周而王魯，……殊不知圣人之意在于尊周，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。至秦之帝，自為五勝之說。漢興諸儒，既不明《年齡》正統之旨，又習秦世不經之共享會議室說，乃欲尊漢而黜秦，無所據依，遂為三統五運之論，詆秦為閏而黜之。夫漢所以有全國者，以致公年夜義而起也。”[22]歐陽修從兩個層面分析了“黜周王魯說”的誤謬。其一，黜周王魯是對《年齡》的誤讀和成說的教學場地盲從，所引例證，實是杜預、孔穎達之成說，茲不贅述。其二，作為一位嚴肅的史學家，他對“黜周王魯說”產生的歷史佈景加以分析，認為此一學說安身于“尊漢”，但無所據依，于是訴之神學，“遂為三統五運之論”，孔子本無“黜周王魯”之意，政權獲得的符合法規手腕只“大公”罷了。顯而易見，漢儒的問題意識所及，是立意解決政權繼承的符合法規性問題。漢統授命，本是漢立國初期的政治思惟的主要內容。漢景帝年間，黃生與轅固生關于“湯武反動”定性為“弒”還是“誅”的年夜討論，實質是“為漢制作”的縮影，以明君主統治的正當性。是以，漢儒為證明劉氏的統治符合法規性，即以三統五德終始之說為佐證，黜周王魯就在此歷史循環的序列之中，這一點，前文論析董氏學說已經論及。
細研歷史，孔子從無廢黜周室之意，他周游全國，游說諸侯，恰是為了復興周道，匡扶周室。以致于“環車接淅，席不暇煖”，“于南子、陽貨則見，于佛肸、公山則欲往”，“吾其為東周乎”是其“汲汲于行道”的表現。[23]元人朱公遷說此是：“圣賢行道之心”。[24]明儒高拱認為“為東周”，是孔子“欲見諸行事”，明確認為“為東周”是“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”，并非“于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。”[25]《日講四書解義》更是開宗明義說“吾其為東周乎”章“見孔子有振魯興周之意”，孔子欲應公山氏，是“為魯也”，非為公山弗擾。如孔子得行其道，“必以政在年夜夫者”，還政諸侯；“政在諸侯者”，還政皇帝。[26]
那么，據《孟子》闡發出來的“《年齡》新王說”，當若何懂得呢？察孟子之意，面臨禮崩樂壞的政治現實，其意乃欲重建禮樂文明和次序。但是，孔子有德無位，只能作《年齡》以為國法，代行賞罰褒貶之權。換言之，《年齡》一書，恰如一個賞善罰惡的“新王”，并非在現實存在意義上立一位新王。所以，應當把《年齡》懂得為一個被賦予了意義的符號。這一符號，舞蹈教室自己并非現實的王者，更非改朝換代的新王，而是一規范人倫家國的“規則或理則”。董仲舒把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納進三統，從而把一個符號意義、理論意義上的、虛設的“規則”作為現實意的王者，這種居心誤解孟子原意的做法，實際是為解決漢代統治者的符合法規性危機供給戰略與資源。翻檢《孟子》，可知他明確反對僭越、悖亂。他嘗言：“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；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；今之年夜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……五霸者，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，故曰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”又說“今之事君者曰：‘我能為君辟地盤，充府庫。’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平易近賊也。……由今之道，無變今之俗，雖與之全國，不克不及一朝居也。”（《告子下》）由于禮崩樂壞導致的這種混亂的“不克不及一朝居”的世道，恰是他所要反對的。那么，王魯黜周這種年夜逆行為，更是其歸為的“罪人”，可知孟子亦從無黜周之意。
（三）孔子和《公羊傳》均無“黜周王魯”之義
由此觀之，孔子沒有提出廢黜周室而王魯的意見，《年齡》一書依靠著孔子對于現實政治次序的關切，現實政治次序的主導者當是周室。所以宋儒趙鵬飛認為“吾其為東周”乃是振興西周，即周室，他說：“興西周之志不得行于時，而寓于《年齡》，……則《年齡》者，中興周室之書也。”[27]南宋留夢炎為之序：“木訥舞蹈場地（趙鵬飛）所著《詩故》《經筌》二書，有功于圣經甚年夜。”[28]稱有功圣經甚年夜，源于趙氏對孔子作《年齡共享空間》的經旨做了恰切的提醒。明儒姜寶亦說：“當是時諸侯強，年夜夫僭，不復知有周矣。夫子于是作《年齡》，以誅僭亂，尊王室罷了。”[29]清儒陸隴其徑引吳省庵言，云：“吾為東周，非欲使魯為皇帝也。使文武之道得行于魯，即是東周，即‘魯一變，至于道’意。”[30]
歷史上認為，黜周王魯之說本自《公羊傳》，后代學者對何休提出諸多批評。晉人王接批評說：“任城何休訓釋甚詳，而黜周王魯，年夜體乖繆。”（《晉書·王接傳》）杜預也說：“所用之歷即周正也，所稱之公即魯隱也。何在其黜周而王魯乎！”啖助說：“吾觀三家之說，誠未達乎《年齡》大批……《年齡》者，救周之弊，革禮之薄。”[31]“救周之弊”暗示《年齡》興周之本意。清人姜宸英甚至認為當奪其祀、廢其書，他說：“其解傳不由傳會議室出租意，鑿空立義，辭晦意交流滯，凡一例而前后牴觸不成通者，難以枚舉。……故謂何氏之從祀，不成不廢，而十三經注家，個人空間唯《公羊傳》不成存也。”[32]那么，《公羊傳》能否真有“黜周”之意呢？宋代學者王應麟曾考《公羊傳》之說，以之“讖緯之文”與聚會場地“黜周王魯之說”并非“公羊之言”，認為是何休強加于《公羊傳》，何休乃“公羊之罪人，負公羊之學”。[33]那么，“黜周”之說自來何處？實際上，在王氏之前，宋人李如篪已詳考是說之所自：“《年齡》書“成周宣榭火”，《公羊傳》曰“新周也”。黜周王魯之說，蓋啟于此。新周者，蓋謂王者必存二王之后。周有全國，則宋、杞為二王之后。今王魯，則以周、宋備二王之后，是新周而故宋也。其說從此濫觴。”[34]
《年齡·宣公十六年》載：“成1對1教學周宣謝災。”《公羊傳》釋為：“成周宣謝災，何故書？記災也。外災不書，此何故書？新周也。”何休解“新周”曰：“新周，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”，認為孔子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“上黜杞，下新周而故宋”，以“示周不復興舞蹈教室，故系宣謝于成周”，故“黜而新之，從為王者后記災也”（《年齡公羊傳解詁》卷16）。“新周”何意？有人認為，“新”“親”互通，故“新周”即“親周”。但何休釋為“黜而新之”，周室既被黜，則須另立新王。若何有新王呢？何休認為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。但《年齡》是書非國，他進而提出“王魯”說，以為《年齡》以魯當新王，以魯統代周統。[35]同時，細繹《論語》，不難發現，孔子謹信于周禮，遙懷文武之治，反對“犯上”“作亂”，反對僭越，于“八佾舞于庭”“三家者以雍徹”“季氏旅于泰山”“觀褅禮”，無不否之。孔子認為為政之道在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強調高低名分，對于年齡中早期政治上的禮樂崩壞，提出“必也正名乎”的主張，認為“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”，“低廉甜頭復禮，全國歸仁”。孔子說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”他從不主張反動，歌頌上古三代賢讓國的圣王，認為國祚在于“天命”，正人三畏，首畏“天命”。授命于天則在德，“年夜德者必授命”，提出“吾從周”，請求“齊一變，至于魯；魯一變，至于道。”很顯然，齊、魯之政，各有美惡，“齊俗急功利，喜夸詐，乃霸政之余習。魯則重禮教，崇信義……但人亡政息，不克不及無廢墜落爾。”[3瑜伽場地6]所以，都需經由“變”之方，由此晉陞到“先王之道”。
綜而言之，無論外證，抑或從《論語》內證，孔子自己本不黜周王魯。孔子曾說：“述而不作”，事實上，任何“述”中都有“作”，“作”是為了“述”，又超越了“述”。[37]孔子所作所述，就是為了發揚周代的禮樂軌制。為周室復興，他主張損益周代的禮樂典章文明，故提出“吾從周”。
三、“吾從周”即損益以“興周”
受歷史語境的限制，以往詮解對孔子“吾從周”存在諸多誤讀，如把“吾從周”和“吾從先進”與孔子文質之辨聯系，[38]又或認為“宗周”即守舊之明證。加之，孔子歌頌文武周公，遙懷上古圣王，于是將孔子漫畫化為一位歷史復古主義者。事實上，深刻原典，仔細審視“吾從周”一章，“吾從周”體現出孔子損益改革軌制的歷史進化觀。
《論語·八佾》載：“周監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”“監”字有兩義。一釋為“鑒”，意指周代的典章軌制是對前代的借鑒、損益。japan(日本)漢學家竹添光鴻就說：“監，鑑同。言觀而取法焉。有此比擬參伍而考慮損益之意。監而調和，是以備矣。”[39]第二義釋為“視”。孔安國注：“監，視也。言周文章備于二代，當從之。”唐顏師古說：“周追視夏殷二代之制而損益之。”這兩種詮釋，都有借鑒、損益以推陳出新之意。既然“監”字就有借古之教訓，觀今之得掉之意，也恰是“監”二代文物典章，才有周之“郁郁”之文。那么，我們不由反問，孔子提出“吾從周”的目標安在呢？我們認為，孔子正欲以這種損益的精力復興周室。剖析可知，所“監”不僅是周代禮樂文明、典章軌制完備的條件，更是溝通“古”“今”的樞紐。分析孔子從周的深意，從邏輯剖析看，“周監二代”是因，“郁郁文哉”是果，孔子是周平易近，無人請求他在周與其他朝代間作出選擇時，他為何說出我主張周代的？[40]前白話周“監”二代，故有郁郁之文，這郁郁之文即全然在“監”，“監”之損益于社會教學進步之主要可見一斑。孔子說從周，從的是周朝不斷損益，不斷改革的做法，“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”，這是由于夏、商的典章文物仍有其性命力，孔子說“吾從周”其本義乃是安身于對歷史不斷損益中演進的認同，誠如宋儒楊時所說：“‘吾從周’，非從其文也，從其損益罷了。”[41]
質言之，“監”即損益之義，“吾從周”實質蘊含著歷史進化論思惟，是一歷史進化觀。同時，也是孔子若何“興周”的具體精教學力地點。顯非簡單地稟承周禮，更非開歷史倒車，欲返歸唐虞三代。可見，“吾從周”的本義便是認同歷史是不斷除舊更新，日新瓜代，不斷發展進化，這其間，朝代的變化天然也包括于此中。孔子認為有所謂“繼周者”，但這并會議室出租不料味著孔子主張革周之命，而是用這一損益的歷史進化觀來復興周室。他答復門生“為邦”問時說：“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《韶》《舞（武）》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”劉寶楠將此章歸為“‘為邦’者，謂繼周而王，以何道治邦也。”[42]程樹德師長教師認為劉注“最為得之”。[43]錢穆師長教師認為此章“蓋制作禮樂、反動興新之義”“與通俗問治國之方有辨”。[44]諸師長教師實未懂得這是孔子為興周道、扶周室所列之計劃。因為，周弊已深，非損益不克不及往弊，沿襲守舊，是取亡之道。故損益三代之禮，并非為“繼周者”立法，乃為興周而發。基于此，宋人洪咨夔早已說明：“東周果何道哉?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，此圣人興周之規模，而綏來動和，特其末效余功也。”[45]
行夏時、乘殷輅、服周冕、樂則韶舞，這種擇優而取的損益手腕，小樹屋恰是興周之方。閻若璩也說“為東周”是孔子為見諸行事，“止是行周公之道”，“非欲于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，如行夏之時云者，而后為見諸行事也。”[46]在這里，孔子將“常”與“變”統合，貫穿對“今—古”的雙重審視，其體現為孔子對“時”的掌握。他曾言：“正人之中庸也，正人而時中。”所謂“時中”，就有符合時宜、應時變通，隨機取舍之意。落實于具體治事，就是“吾從周”體現的損益精力。孟子曾言：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瑜伽場地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年夜成。集年夜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”（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）所謂“圣之時者”，即言其能不拘于成規，可相機行事、與時同行。
是以，孔子并不自覺守舞蹈教室舊地復古“從周”（若依過往的詮解），更不會年夜不韙“黜周”，而是遵從周公制作禮樂的損益的方法來興周，這就是孔子說“吾從周”的深義。而漢代的公羊學家所倡“張三世”“通三統”，實是出于“為漢制作”的政治的考量，而發展到清代中早期，更有其意義和價值，正如姜廣輝師長教師指出的，公羊學宣揚“張三世”“通三統”，實際是告訴執政者，“社會是不斷進步的，是需求不斷進行變革和改造的。年齡公羊學傳遞了這樣一種觀念。”[47]《論語》中這兩章的主旨，與孔子重視“常”與“變”之易學精力是吻合的。這亦恰好說明，孔子“吾從周”既是興周，更主要的，是在不斷損益、不斷與時俯仰中興周。經由對這兩章的詮釋史的審視，這種不斷損益、不斷改革的講座場地儒家思惟，在建構現代化國家進程中，雖無需成為國家的主導意識，但是，其特別與廣泛之特質，或于深化改造的當下不無裨益。[48]
注釋：
[1] 孫奕：《履齋示兒編》卷6，中華書局1985年版，第52頁。
[2] 陳天祥：《四書辨疑》卷8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2冊，第442頁。
[3] 朱彞尊：《經義考》卷173，中華書局1998年版，第895頁。
[4] 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中華書局1990年版，第1196頁。
[5] 李紀祥：《從宗周密成周：孔子與司馬遷的周史觀》，《歷史研討》2014年第2期。
[6] 劉因：《四書集義精要》卷24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2冊，第294頁。
[7] 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《朱子全書》第6冊，上海古籍出書社、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，第178頁。
[8] 《論語集解義疏》卷9，何晏注、皇侃疏，商務印書館講座場地1936年版，第243頁。
[9] 《論語注疏》，何晏注、邢昺疏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版，第234頁。
[10] 惠棟：《九經古義》卷16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1冊，第500頁。
[11] 見賀卓君：《釋“若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”》，《史學月刊》1980年第11期。
[12] 《論孟精義》卷9上，《朱子全書》第7冊，第572頁。
[13] 《朱子語類》卷47，《朱子全書》，第15冊，第1627頁。
[14] 蔡清：《四書蒙引》卷8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6冊，第369頁。
[15] 牛震運：《論語隨筆》卷17，嘉慶四年空山堂刊本，第6頁。
[16] 林義正：《孔子暮年心志蠡測—并為〈莫春篇〉作一新解》，《周易研討》2003年第1期。
[17] 《年齡左傳正義•序》，杜預注、孔穎達疏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9年版，第29頁。
[18] 皮錫瑞：《論三統三世是借事明義黜周王魯亦是借事明義》，《經學通論》第4冊，中華書局1998年版，第22頁。
[19] 曾亦：《內外與夷夏——現代思惟中的“中國”觀念及其演變》，陳明主編：《原道》總第18輯，東方出書社2010年版，第116頁。
[20] 轉引自蔣慶：《公羊學引論》，遼寧教導出書社1995年版，第104頁。
[21] 皮錫瑞：《論年齡改制猶古人言變法損益四代》，《經學通論》第4冊，第12頁。
[22] 《原正統論》，《歐陽修選集》，中華書局2001年版，第276-277頁。
[23] 陳祥道：《論語全解公冶長第五》卷3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6冊，第96頁。
[24] 朱公遷：《四書通旨》卷6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4冊，第659頁。
[25] 高拱：《年齡正旨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教學場地書第168冊，第327頁。
[26] 庫勒納：《日講四書解義》卷11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8冊，第292頁。
[27] 趙鵬飛：《年齡經筌》卷15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7冊，第5頁。
[28] 留夢炎：《年齡經筌·序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7冊，第3頁。
[29] 姜寶：《年齡事義全考》卷9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69冊，第317頁。
[30] 陸隴其：《四書講義困勉錄》卷20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9冊，第464頁。
[31] 唐順之編：《荊川稗編》卷11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53冊，第229頁。
[32] 姜宸英：《湛園札記》卷4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9冊，第634頁。
[33] 王應麟：《困學紀聞》卷7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5年版，第232頁。
[34] 李如篪：《東園叢說》卷上，中華書局1985年版，第4頁。
[35] 呂紹剛：《何休公羊“三科九旨”淺議》，《人文雜志》1986年第5期。
[36] 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《朱子全書》第6冊，第116頁。
[37] 李澤厚：《論語今讀》，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，第188頁。
[38] 崔海東：《“吾從周”、“吾從先進”兩章舊詁辨誤》，《江南年夜學學報》2015年第4期。
[39] [日]竹添光鴻：《論語會箋》，鳳凰出書社2012年版，第195頁。
[40] 趙又春：《我讀論語》，岳麓書社2005年版，第24頁。
[41] 楊時：《龜山集》卷11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5冊，第214頁。
[42] 劉寶楠：《論語正義》，中華書局1990年版，第621頁。
[43] 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》，中華書局1990年版，第1077頁。
[44]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，第404頁。
[45] 洪咨夔：《年齡說》卷17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6冊，第591頁。
[46] 閻若璩：《四書釋地三續》卷上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0冊，第440頁。
[47] 姜廣輝：《晚清公羊學案》，《光亮日報》2008年8月18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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